影响外商投资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自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从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450 亿美元之巨，到 90 年代末期，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英国的第三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截止 2002 年 6 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405180 个，合同外资金额 7892.81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4198.02 亿美元 ( 外经贸部外资司统计 ) 。
趋势和区位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这些华人资本比较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投资区位上的选择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广东福建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加上地理位置优越，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建设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潮。
1984 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 96.73 ％，其中，广东就占 73.42 ％。 90 年代以来，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日渐形成，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不断抢占中国市场。与港澳台投资企业相比，虽然欧美日在华投资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他们更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
上海作为我国传统的沿海工业发达城市，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在 1990 年国家对浦东新区进行的开发开放，吸引了大量技术、资金密集型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进入，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潮。尤其是 90 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景明朗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大发展阶段。
目前，世界 500 强企业中已有 260 家进入上海。为实现生产与开发一体化，缩短新产品生产周期，跨国公司纷纷将研发中心与地区总部一起迁入上海，以更快捷地实施本土化战略。
有关学者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进行研究时发现，在 1983 — 1999 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 (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 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由 73.3 ％下降到 43.5 ％，减少了 29.85 ％；而中部沿海 ( 上海、江苏、浙江 ) 所占的比重则由 3.8 ％迅速提高到 24.5 ％，增加了 20.7 ％。南部沿海地区减少的外商投资份额，约有 69.5 ％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为什么 80 年代和 90 年代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区位特征，为什么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广东福建到上海江苏一带明显的区位转移 ? 本文试图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为不分散研究的重点，本文选择广东作为 80 年代外资流入的典型地区，选择上海作为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跨国公司及其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典型区域进行分析。事实上，福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和广东相近的特点，江苏、尤其是苏南也是外资近几年选择的重要区域。而且，不仅是跨国公司，即使是台资，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由福建、广东北上上海、苏南的趋势。
区位选择理论及实证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和文献应该说不少，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流派；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不是通过出口或许可证转让而是选择向特定国家直接投资进行国际生产，是由于东道国具有区位优势。邓宁认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主要有四种：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和潜力、成本因素、贸易政策、以及投资环境。邓宁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区位选择因素，还要重视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
邓宁 1998 年总结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发展新趋势。第一个趋势是跨国公司趋向于进入那些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和地区，趋向于进入那些拥有较多智力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的国家和地区。第二个趋势是跨国公司往往寻找那些能强化或补充其核心能力的国家和地区。第三个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它们只能从某个侧面或用某个因素去描述跨国公司的行为。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做区位选择时，要综合考虑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各个因素。
近几年，随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及引资区位趋势的变化，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根据西方的区位选择理论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魏后凯对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选择的研究表明，他们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投资主要受生产成本、市场规模大小、集聚经济状况、企业税负水平以及经济文化联系等几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两个因素，并且投资具有向高工资地区集中的趋向。魏后凯在对秦皇岛 135 个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所作的结论是：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为城市文化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羊健以我国行政省区为单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市场潜力及劳动力素质、邮电通讯和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优惠政策和各种信息成本等是决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朱津津采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各地的经济水平 (GDP) 、基础设施和地理位置。
根据西方直接投资理论以及我国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有：成本因素、市场规模、集聚效应、政策因素、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及文化影响等。但是，通过对 80 年代及 90 年代外资对广东及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考察，我们发现，各因素在两地区的具体体现和重要程度是明显不同的。
1. 成本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正值香港处于经济转型之际，正是由于我国相对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会受到侵蚀。一是由于工资成本的逐渐上升，二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往往技术含量低、竞争性不强。因此近年来，效率工资 ( 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 ) 这一指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就是由于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的提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决定效率工资的是人才的素质。这一点上海有着独特的优势。就全国来说，上海的科技整体水平和科技人才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上海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 6534 人，居全国第二位。同时，数量庞大的工厂企业和大型公司，为上海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这些不但为外商投资办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1987 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而在 90 年代中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总部迁往上海、北京。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又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抉择。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其中一种情形是投资于边境地区，更广义地应包含所有沿海沿边地区，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对其直接投资有助于减少信息费用。另一种情形是投资于一国的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地区由于长期积累的区位优势往往更易于收集和发送各种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外商选择沿海省区及 90 年代以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大都市或主要城市所在地，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主要投资地，说明在这些地区投资都有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
2. 市场因素
外资企业在选择制造业子公司区位时，一般把市场规模的大小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 GDP 来进行衡量，也可以用该地区的经济腹地的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初期，港台商人投资于广东福建应该说考虑了市场因素。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等，产品基本出口外销，其市场不是国内市场而是国际市场。而 90 年代欧美日在华制造业的投资立足点是国内市场，因此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基础。上海在经济腹地方面，拥有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整个长江流域，面积为 80 万 km2 ，人口近 4 亿，都可以算作是上海的腹地。而且，上海属全国性的城市，其辐射面可以到达全国，因此，从更广义来说，全中国都是上海市场的可及范围。上海优越的区位条件正是外资企业占据大陆腹地的理想选择，外资企业通过叩开上海的市场大门，便可奠定自身在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地位。
3. 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因素。外商制造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和产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就是为了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因此，一地区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配套能力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欧美日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当程度上受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的影响。集聚效应一方面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大量的相关企业在地域上相互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并有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提高管理和办事效能。
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向上海及长江三角洲一带集中，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一带拥有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集聚经济状况。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集聚效应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为工业基础。上海经过 40 年的建设，到 90 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并形成了规模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二体现在完善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为外资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三是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保险业的外商投资是上海过去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自 1993 年底外资金融保险机构逐步进入后，上海正加速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渐形成，特别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通讯、电子、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最后，上海研究机构众多，人才云集，拥有高度的研究开发能力，又是信息集聚中心，这对于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机构特别有利。总之，上海的集聚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对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进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率先进入后，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相应跟进，而且其示范效应也会带动其他跨国公司的进驻，集聚效应又进一步放大。
当然，随着外资对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增多，珠江三角洲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珠江三角洲在上中下游配套的生产体系与地区性整合方面，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集聚效果特别明显。羊健 (1997 年 ) 的研究认为，日资企业投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时，除了考虑生产成本、投资基础设施及地区优惠政策以外，也正是考虑到这种集聚效应。
4. 政策因素
一般说来，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相对地说，大型跨国公司更注重的是对市场的占领，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其对优惠政策的敏感度弱于中小投资者。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赋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分别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确实起到了吸引外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来华投资的重要作用。优惠的外资政策也为跨国公司 90 年代进入上海提供了契机。 80 年代，上海根据国家的外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地方法规。 1990 年国家又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相应制订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说，浦东的开发是跨国公司投资上海的重要激发因素。以此为契机，上海大规模引进外资，加紧向外向型经济功能转变。据统计，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 3 年，上海利用外资年均增长为 3.46 ％，而在开放后的 3 年上海利用外资年均增长达 165.56 ％；截至 1997 年，浦东新区在上海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总额中的比重高达 30.1 ％ ( 熊世伟， 2000 年 ) 。因此，政策因素对影响跨国公司对上海的投资热情，对近几年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上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5.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催化剂和黏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
80 年代，广东外资的大量注入，首先是同广东优越的地理区位，尤其是与毗邻港澳和靠近台湾密切相关的。广东的区位优势最主要表现在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特别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粤港澳的直接相连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推动和促进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同时，广东邻近台湾与东南亚等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也容易受到经济先进地区的传导和辐射，产生传递效应。港澳台与广东不仅地域上相邻，而且香港与广东语言相通，不少投资者与当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一系列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成为海外华人进入广东的一个工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市场风险。大量海外华人资本尤其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在 80 年代占到中国直接投资的约 2 ／ 3 ，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基于华人社会网络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盟体系。
独特的区位优势、融汇中西的海派文化也是上海吸引跨国公司的潜在因素。从区位因素来看，对外，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处于太平洋经济辐射的中心，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经济的枢纽。对内，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同时在文化环境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对于上海来说，上海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作为一个金融、贸易和产业中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商业文化 ( 规则 ) 最接近者，则非上海莫属。正是这种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环境，使上海成为联系海内外客商的纽带，在上海吸引外资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力，发挥着特殊作用。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 80 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主要依据的是其独特的地缘、亲缘优势、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该时期外商在广东的工业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业，以纺织、制衣、玩具、小电器等为主。对这些产业，灵活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十分突出，且并不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加工业基础相配套。 9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区域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推进，使得曾在开放初期在广东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缘、亲缘优势逐渐下降； WTO 的加入和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地区性的优惠政策也逐渐地丧失效力；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新经济的浪潮之下，也不再是竞争的主要优势。广东虽然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其优势，一定程度上仍在吸引外资，但相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竞争力已大大下降。而此时上海依托中国广阔市场和完善的投资环境成为了众多企业青睐的宝地。影响跨国公司投资上海决策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因素。跨国公司投资上海主要是基于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和对全国的辐射能力，希望通过对上海的投资达到立足上海、俯瞰全国的效果。二是集聚效应。上海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备，金融市场发达，人才聚集，信息集散、对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有利。另外，从跨国公司的自身成长发展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发展战略也是影响其区位行为动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跨国公司在上海的投资行为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投资上海浦东新区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投资上海安亭等都是出于维护公司的全球的战略利益的需要。外商对上海的产业投资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大型的跨国公司集聚，二是以技术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现代化的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对人才、产业基础以及政府的支持提出很高的要求，上海无疑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的投资地。
总之，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研究，以及外资对广东、上海投资区位的变化及主要原因的分析，可以说为我国不同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在政策方向上提供了一个视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为什么成为 90 年代以来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的热点地区；广东、福建在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又为何逐渐弱化，差距何在；西部大开发在引资方面应在哪些方面多加努力。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说能给我们一个方向上的说明。
